在过去，水坝被认为是解决洪水或者水灾、灌溉或者航运、发电或者蓄水问题的万灵药；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库中的水会从水库的表面蒸发掉，或者由于藻类的过度生长而变成死水；由于压力和老化混凝土会脆掉；那些水坝切断了鱼类的迁徙路线，造成了水库的泥沙淤积，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修复或重建。

　　1975年以前，大坝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目前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率平均已经达到60%以上，其中美国水电资源已开发约82%，日本约84%，加拿大约65%，德国约73%，法国、挪威、瑞士也均在8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90%以上，水资源开发已接近饱和。据中国大坝委员会资料，至2003年底，中国在建的水电大坝(坝高大于等于30m)有164座，至于待建和规划设计中的大水坝更是屈指难数了。

　　大坝建设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其黄金时代，首先是因为全球能源需求和城市用水的快速增长，随着各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供水支持；在大坝的规划中主要从经济效益出发，基本不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大坝被看作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和实现大面积农业灌溉的优先选择。

　　随着大坝运行时间的增加，大坝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坝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益处常以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为代价。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面对巴克拉大坝时说：“这是多么壮观、宏伟的工程啊！”然而4年后，这位印度巨型水坝之父意识到：“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正在遭受着畸形庞大之病的折磨，为表明我们能够成就大事业而且拥有大事业和完成大任务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一种良好的世界观”。

　　尼赫鲁的忧虑在几十年后成为困扰着人类的现实。

　　全球由于修建大坝已经造成5000万～8000万的移民。水坝至今尚未给人们带来其倡导者所预言的利益;相反，50％以上水电站发电低于预期值，70％的项目未达到目标，几乎一半项目灌溉不足。水坝增加了社区防洪的脆弱性。另外，水坝平均成本超支56％……修坝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人们想象。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陕西省就此提出“小水酿大灾”之说，矛头直指三门峡。2004年两会期间，陕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出停止三门峡蓄水发电。“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当时并不是没人提出异议，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就反对过。然而这种反对的声音却是那么地微弱。

　　40多年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的“兴建三门峡大坝必将造成水灾搬家”一语成谶。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先生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坦言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水利部前部长、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也同样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建国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水库建成运用后，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巨大效益，但在建造的当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水电部的历史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50亿吨。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势。

　　由此可见，三门峡水库排沙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现在才发觉的。尽管后来一系列改良举措经过专家的论证，理论上能使渭河的病情不致恶化。然而，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加之蓄水常年不按标准等利益驱动因素掺杂其中，致使渭河河床依然不断抬升。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谁能料到，大自然的报复竟是如此无情和迅速。3年之后，无情洪灾就汹汹而来。实践证明，真理恰恰被当年的这些“反对派”掌握着。

　　在2004年冬季和2005年春季，荆州市长江干支流相继发生荆江大堤文村夹、石首调关、松滋谢牟岗、抱鸡亩闸等4处重点崩岸。来自湖北省沙市堤防部门的消息称，如果算上一些小的险情，自2004年年9月以来，荆州市长江干支流堤防崩岸高达64处。荆江长江干支流发生崩岸和堤溃，主要原因是三峡大坝建成后，荆江上游由浑水下泄变成清水下泄，对堤防冲刷力度加大，在清水的下蚀和侧蚀的双重作用下，堤脚失稳堤岸崩塌。好在荆江堤岸崩塌发生在长江水流较小的枯水期，如果堤岸崩塌发生在洪水期，后果不堪设想。

　　阿斯旺大坝在上世纪70年代竣工，成为埃及的骄傲。这座水坝结束了尼罗河年年泛滥的历史，生产了廉价的电力，还灌溉了农田。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它也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发一系列灾难：两岸土壤盐渍化，河口三角洲收缩，血吸虫病流行等等。类似的弊端也出现在肯尼亚的姆韦亚水电站、中国台湾的美浓水库等很多地方。2003年底，在泰国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反水坝大会终于对水坝利弊提出了全球性的质疑，人们发现水坝并非永久可用，其寿命仅为几十到一百年。许多国家已陆续忍痛拆除大坝，拆坝及恢复江河生态的费用往往高于建坝，这样水力发电的“可再生性”也就需重新评定。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阿斯旺水坝弊端日益显著，尼罗河三角洲以每年5毫米的速度下沉，专家估计再过几十年，埃及将损失15％耕地，1000万人被迫离乡。为应付大坝带来的弊端，埃及被迫成立了“阿斯旺大坝副作用研究所”和一个部长委员会，计划5年内投入22亿美元保护河道环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追根溯源在于汲取教训，与其在灾害发生之后花钱救灾善后，不如用于灾害发生之前科学评估，让三门峡的尴尬不再重演。意大利曾有一座为汲取工程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碑，即瓦依昂水坝。这座造型优美、总库容为1.69亿立方米的大坝1960年开始蓄水，但因为发生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一次水库滑坡灾难，使它最终变成了一座262米高的纪念碑留给后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