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众生万物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竞争共生、协调发展的文明创造史。
    在自然生态规律的作用下，生物不断进化，并孕育产生了人类。地质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大约在46亿年前，地球上还找不到生命。那时，环绕地球的大气层是由甲烷、氮、水蒸气等无机小分子构成的原始大气层。因为原始大气层中缺乏氧而不能形成臭氧屏障，来自太阳的紫外线可长驱直入。由于太阳紫外线、闪电等因素的长期作用，原始大气层中的无机小分子合成氨基酸，核苷酸等有机小分子，并随着雨水汇集于“原始海洋之中”，在那里通过一系列变化形成生物大分子蛋白质和核酸。到大约3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生命，到约27亿年前，形成以蓝藻和细菌共同组成的最原始的生态系统。到约23——10亿年前，真核细胞出现 ，开始动植物的分化，逐渐形成类似现代的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组成的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以后，植物系统经历了由孢子植物到种子植物、由裸子植物到被子植物的演变，约2亿年前陆地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森林。动物系统先是经历了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由水生动物到陆生动物的演变；脊椎动物又经历了由鱼类到两栖类的演变过程，约2亿年前出现爬行类，约1亿年前出现哺乳类，约300万年前类人猿进化为人。从此，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系统完全形成。
    地球生态系统中，同生共处的众生万物千姿百态，种类繁多，已经被生物学家们记名在册的约有240万种，其中植物约34万种，动物约200万种，微生物约3.7万种。它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各显本领，共同构成能量物质循环系统，并以此维持和推动生命系统的代谢循环。其中绿色植物承担“生产者”的责任，它们吸收土壤中的养料，并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分等在太阳光的作用下，制造有机物质；动物则扮演“消费者”的角色：一部分以植物为食物，一部分以动物为食物，以此维持并延续其生命，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分配；微生物则承担“分解者”的职责，它们把死亡了的动物和植物遗体进行分解，把各种养料归还给土壤或大气供绿色植物重新吸收，成为制造有机物的原料。在原始自然生态系统中，就是这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能量物质循环，使众生万物共存共生，和谐相处，在不断发展中保持动态生态平衡。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人类自然是领袖群伦的。人类祖先自从完成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以后，就凭借不断进化的非凡智力和劳动能力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丰富资源，一步步迈向新的文明。
    原始蛮荒时期，人类靠健壮的双腿趋避自然灾害，用健壮的双手采集野生果实，猎取动物、捕获鱼类维持和延续生命。并以其特有的大脑思维，从自然界寻找利器制造弓箭、打制石器，以增强抵御猛兽侵袭和捕猎采集的能力。创造了渔猎采集文明。（因这种初始文明缺乏人类主观创造色彩，我们权且称其为白色文明），钻石取火的发现和推广运用，使人类祖先结束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进而促进了大脑的发育。接着是猎取的剩余野生动物的驯养及采集的剩余野生谷物和豆类的种植，又萌生了原始的农耕文明。以后，随着采矿和冶炼业的出现，青铜器和铁器的先后向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而进入奴隶社会，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再进入封建社会。先后出现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等四大发明，以及方方面面的不断创新，将农业文明推进到辉煌时期（科学界称这种文明为黄色文明）。
    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所引发的人类思想大解放运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并因此带来了工业革命，人类社会开始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经过近几百年的发展，到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崭新的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具有以下鲜明特征：第一，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对环境资源掠夺性开发利用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征服与被征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们往往陶醉于奴役自然的能力、肆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与自然处于对抗之中。
    第二，原始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能量物质循环系统的平衡被打破。一方面人类活动使许多物种灭绝，中断了许多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不断增多的外排废弃物远远超过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负担能力，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第三，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占有是全球性的。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为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用枪炮和武力打开了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大门，大肆掠夺资源，拓展市场，以此来铺平工业化的道路。
    第四，单纯的经济发展观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导意识。工业化进程中，国际社会均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尺度，将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环境资源及环境污染损害的治理修复成本外部化，视生态存量资本为公共资产予取予夺，忽视生态环境诸要素的协调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背离。
    由于工业文明的前述特点，致使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一是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承载压力与日俱增，人类对自然资源日益增多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不断衰竭的资源供给能力形成极大的反差。工业化过程中，人类凭借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将自然资源转换为人类的可用财富，为人口的急剧增长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快速增长的人口又加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开发，致使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初，世界人口不过10亿，经过130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增至20亿，到1960年，再增至30亿，到上世纪末，已激到60亿。40年间净增了30亿，而且增长趋势仍在继续。以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趋突出。目前全球剩余石油可采储量仅1400亿吨，按目前开采进度，静态保障年限只有40年，全球天然气可采储量仅约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仅为60年。另外，目前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水，其中28个被列为严重缺水国家和地区。预计再过30年，缺水国家将达到46——52个，缺水人口将达到28——33亿。二是物种灭失，生态失衡。法国1985年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该国当时已有57%的哺乳动物、62%的两栖动物、53%的巢居鸟类灭绝或涉临灭绝；已经灭失的具有科学价值的植物已达50%。另据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1988年10月报道，全世界已有1000多种鸟濒临绝迹。地球上究竞有多少生物物种因人类的不当开发而灭失，尚无法精确统计。但有一点是众所皆知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许多生物种群因人类的肆虐已经大量灭失，或正在涉临灭失。人类本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当然不能超自然地存在和发展。研究表明，由于生态食物链的作用，每消失一种生物物种，往往有10——30种依附于这种物种的生物随之消失。而物种的丧失必然减少和限制人类和众生万物适应变化条件的选择余地，恶化人类和众生万物的生存环境。三是工业污染，环境恶化。空气污染造成的温室效应、酸雨危害和臭氧空洞已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三大杀手。水污染造成人类有限的淡水资源危机日趋严重。21世纪世界水资源委员会调查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只有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撒哈拉南部的刚果河可归入健康河流之列，其余所有水系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四是过渡开垦和放牧，滥伐森林，使森林锐减、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地退化。19世纪60年代，地球上约有森林55亿公顷，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百年间，锐减了17亿公顷，仅存38亿公顷，约占陆地面积的1/4；可到1978年，就锐减到只占陆地面积的1/5，全球一半以上的森林被毁。至今世界热带雨林迅速减少的态势并未遏止。据专家测算，全世界每年流失地表土250亿吨，预计到2025年，全球将有25%的土地将会退化，荒漠化面积还将增加一倍，支撑农牧业生产的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之中。一些地区的生产已难以为继，经济崩溃，环境安全问题日益凸现，环境难民日益增多。
    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因环境污染引发的世界“老八大公害事件”，到上世纪70到80年代发生的世界“新八大公害事件”，说明环境污染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正在随着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加剧。试将新老八大公害事件危害对象、危害程度及发生频次加以比较，不难看出：（一）在工业化的发展初始阶段，环境污染主要造成局部范围的环境损害，并危害该局部地区居民的生命健康；而到工业文明的普及和发达阶段，工业污染不仅损害人体生命健康。还造成对区域性环境的整体破坏。（二）工业化程度越高，污染源越多，污染损害的范围越大。不仅有工业的点源污染，还有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和农业等方面的面源污染共同污染损害环境，且持续时间长，一旦引发事故，后果更为严重。（三）工业化程度越高，环境污染引发环境公害事件的潜在可能性越大，发生的频次越高。“老八大公害事件”从1930年的比列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到1968年日本九州市和爱知县一带的米糠油事件，前后历时38年；而“新八大公害事件”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到上世纪80年代非洲因滥伐森林引发波及21国的环境大灾荒，前后不过10多年，且危害之烈、影响之大、延续时间之长都远远越过“老八大公害事件”。可见，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利用基础之上的传统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文明成果的同时，还自觉不自觉地为人类铸造了一面面环境灾难的枷锁，是缺乏后劲，难以为继的。因为工业文明的前述特点，人们将其称为“黑色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人类社会为创造辉煌的工业文明、取得巨大物质财富而付出的沉痛环境代价，唤醒了人类的环境意识，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以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反思单纯经济增长观主导下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探索环境经济的双赢之路，呼吁全人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1972年6月，联合国顺应世界各国保护环境的呼声，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全球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呼吁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号召人们善待环境，保护家园。从此，国际社会开始了克服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递交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指出：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能持久的，它们把前所未有的压力置于地球的土地、水体、森林和其他资源之上。指出螺旋型下降的贫穷和环境恶化是机会和资源的浪费。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浪费。报告还呼吁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和科学界进一步提高认识和加强责任，为全人类的利益做出共同的努力；并采取新的行为准则，把世界推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各国广泛接受，一致认为环境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环境问题必须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实现了人类认识和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新的历史性飞跃。此后又经过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到2002年召开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首脑会议上，再次深化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以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自然资源为前提；可持续 发展要求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平等发展，要求当代人在谋求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时，不能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威胁；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克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沙文主义），不再以大自然的征服者自居，树立以人为本的、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天人合一的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
    历史实践证明，每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问世，都暗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可持续发展模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当然不是工业文明形态所能包容的，与其对应的文明形态，必将是脱胎于传统工业文明，同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形成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并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即绿色文明形态。
    正如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导经济是工业经济，农业文明时代的主导经济是农业经济一样，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导经济当然是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一种仿效自然生态系统能量物质循环规律，建立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能量闭环流动系统，以实现资源高利用、能量低消耗、产品高质量、废物低排放的社会生产目标，使之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的循环过程中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即可持续发展模式。因其最大特征是资源能量的循环利用，故又称其为循环经济模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都开始了生态循环经济的实践。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生态循环经济热正广泛兴起，生态文明正呼之欲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完善、最辉煌的农业文明。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曾经一直是科技与经济方面领先的国家。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还可在世界称雄。据测算，1700——182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0.85%；而当时，整个欧州国家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仅从23.3%提高到26.6%，年增长率仅为0.21%。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妄自尊大、重农轻商、固步自封、不思变革、蔑视科学技术、限制工商业发展，加上列强入侵，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致一步一步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没有能同步走上工业化道路，日趋落后和贫弱。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终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是，一方面由于基础薄弱，差距太大，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左”的影响失去了几次技术革命振兴经济的机会，加上思维理念、价值取向、经济体制、发展模式、政策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仍未能弥补上过去一百多年拉下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后进之列。怎样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实现后发赶超，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尽管中国没有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同步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但由于外国资本的侵略和掠夺，加上建国后一度失误的经济政策和不适当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本身特有的国情，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一点也不比国际社会逊色，许多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首先是人口压力大，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中国现有人口13亿多，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4，人均占有耕地、淡水、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约1/3、1/4、1/5和1/8。其次是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质量堪忧。2002年，全国七大水系741个重点监测断面中，仅29.1%的断面满足1—3类水质要求，30%的断面属4、5类水质，40.9%的断面属劣5类水质。空气环境方面，全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到2级标准，酸雨控制区内109个城市降水年均PH值在4.04—7.23之间，其中PH值小于或等于5.6的城市有79个，占72.5%，出现酸雨的城市101个，占92.7%。声环境方面，监测了区域环境噪声的319个城市中，中度噪声污染以上的占47.6%。再次是土地退化，生态堪忧。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1%；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另外，生物多样性继续受到自然和人为活动的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不断退化，很多物种数量持续减少，遗传资源破坏和流失严重，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日趋严重。上述情况较之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始阶段，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据世界银行测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因袭发达工业化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必将导致生态环境的崩溃，不仅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而欲速不达，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因此，按可持续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的绿色文明之路，是最明智的唯一选择。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发展要有新思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科学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表明，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事实上，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并载入宪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在《里约宣言》上签字；同年8月，国务院批准发布《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初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国家；同时，我国制定“9.5”、“10.5”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时，都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战略方针列入其中。为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国家还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环保法律体系。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又先后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国务院还制定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防治污染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强制规范。2005年7月，国务院又以国发[2005]22号文件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正式将循环经济建设列入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工作日程。环境保护工作也围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从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的一系列重大转变：一是由过去偏重工业污染防治转变为“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由单纯的生态环境保护转变为“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二是在污染源管理方面，由过去偏重污染源末端控制转变为从源头到生产全过程监督管理，由过去点源监督管理转变为区域、流域面源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整治。三是由过去单纯的环境管理转变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融合。在国家环保总局的倡导和指导下，环保产业已成为新的朝阳产业，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已经初见端倪，各种类型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已初见成效，生态省、生态市、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已形成态势。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滋润下，生态循环经济之花正含苞待放，相信她必将在现代绿色文明的百花园中独领风骚，引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从环境经济两难，到环境经济双赢的跨越。
    认识源于实践，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南。当前世界各国循环经济实践活动，正是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的启迪和指引下出现的。近年来，有关环境学专家、经济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和政治法律学专家为此作了辛勤的探索和研究，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成果十分有效地指导各国循环经济的实践。但循环经济要迅速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必须要其理论思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撰写本书，以期对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