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杂事繁多，闲情逸致都被隐藏在行色匆匆的奔走和奔走的行色匆匆中，愧对五彩的生活和缤纷的青春。为避免“青春美好，架不住未来的一声叹息”，也还没到“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通透，观看了成为了当下话题的《可可西里》，激动之后、震撼之余，急就《可可西里》的观后感。然则时间有限，无事忙也常以“难偷半日闲”自嘲，因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铺张与奢侈，只能略言一二，其余留待再述。

《可可西里》这部电影，有一部记录片的一种真实和朴实的、没有感觉到有丝毫、娇柔造做的夸张和虚构心灵的震撼力和对灵魂的洗涤。最近好评如潮，有号称娱乐界“才子”之称的黄磊的酷评于前，有恰如电影界的《看电影》盛誉在后，我不能也不想狗尾续貂，且任何的体验都是主观的，吕老师说自己的脑袋不能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诚哉斯言！故只能独自体验着我的体验，正如深入骨髓的专业情节决定了我切入的视角。

这部导演陆川在继处女作《寻枪》之后的力作使得他已牢牢站在时代前沿、被推上舆论评论的颠峰，因此他认为是第六代导演的佼佼者，独执牛耳是基于此片中的担当与勇气以及深切的社会关注与忧患情结，很好地把电影的艺术追求与商业市场追求结合起来。通片看后，最强烈的感觉是很写实的风格，很朴素的拍摄手法，很一般的演员（这里仅仅指长相上不具“明星”气质），却在写实中，通过简单的描述中让你领悟人的贪婪、残酷、热血、责任、奉献与无奈，在简单中透着顽强的震撼。

在王怡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对《寻枪》做了寻章摘句、“政治正确”的宏伟叙事的解读后（王怡《不服从的江湖》，上海三联2003版），陆川被认为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中拔高与升华着他的切入肯綦的“问题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正如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潮的艺术与行为哲学的阐释一般。而陆川则是否认着这种好意的比附——生活还要继续，问题永远存在。我与朋友谈观后的感觉，她说此片最震撼人心的是展现出的生命的脆弱，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日泰（主人公，一个“邋遢”的老男人）被打了一枪（我们不知道在偷猎者是谁开的枪，当时连“老板”都不知道是谁开的）——就只是一枪（用日泰自己的话说，“小口径”的应该是自制猎枪），就痛苦地倒地抽搐挣扎，再被“老板”补了两枪就死了。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在以吴宇森周润发暴力美学阐释的功夫片、枪战片中，人就像机器人一样精钢铁骨、千锤百炼、总是死而复生，英雄总是大难不死，最多是饱经磨难后奋发图强，即使是死也总是死得恰到好处不留遗憾，尽情渲染悲情意识。更别说在冷兵器时代，如《十面埋伏》中章子怡也是死了一次又一次就是死不了，都“死”得观众不耐烦了（电影院中演到此处观众总是暴笑，但每个人心中潜藏的金庸先生所谓“童话情节”与张艺谋某种意义上同构着这种神话——我们都想章子怡说完她应该说的话、做完她应该做的事再死，所以我们与张艺谋共谋着这种结局——要她什么时候死才能死）。而日泰的死是一瞬间的、出乎大家意料的、你还来不及酝酿悲剧情绪与进行心里准备的。是的，生命就是这么脆弱啊！

再具体来看片中可存疑之处，或者说是我们应该抛开普适的理解、另寻可以圆满解释的支撑之处。首先一点是，我对护卫队的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奉献与牺牲精神的想法。在僻远的西藏，在贫瘠的高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在无处不在的危险中，没有回报仅仅只有与死亡相伴的死亡与孤寂所带来的人被抛入虚空的恐惧（我觉得孤寂的滋味比死亡更难品味，大家应该还记得一个镜头——护卫队在一个小站稍事休息时大家共同跳蒙古舞蹈与唱蒙古歌曲的片刻的欢愉，而在护卫队离去时，那个独自一人守卫了三年的队员在空旷的荒野中久久挥动的双臂，这是一种怎能用言语表达的恋恋不舍！）。是什么在背后作为支撑，使他们能够从事这种用伟大赞誉毫不为过的行为（自发守卫可可西里，追捕偷猎者）？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行为？朋友从他们能够从中得到心理满足的角度解释（事实上在语境中这是近乎唯一的解释），但这还不能说服我。按照西方学者马斯洛的说法，人的需要有五个层面：一、生理的需要；二、安全的需要；三、爱情、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四、自尊的需要；五、自我实现的需要。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则说：“有一个物质的我，一个社会的我，一个精神的我。”这是一个逐步满足的过程（总体上说的，不排除个别和特殊）。如果说日泰以及还有某一两个、几个人这么高尚是可以理解的，难得的是全部这么高尚，只要看看他们的出乎寻常的团结与排除任何私心的互助就可逻辑地推断出是且都是“高尚的人、纯洁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才可能如此。可能你会说，在那种环境下只有这种互助才能共生，但我还可以说，在近乎靠天吃饭、问题是“面包不够而不是怎么分”的情况下，“个人”生存才是第一要义啊。我觉得这里每个人的无私的品格是不能用一般所言的集体主义来解释的。那么，在这里，护卫队(注意，是作为一个类群体，不是指个人，也不是指符号意义上的“护卫队”)的这种行为有何支撑呢？也即是，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应该超出了世俗的、普适的理解。

可能的解读会把这种高尚归于一种“大词”上的譬如环境保护啊，实现物种丰富多样性啊，共生啊，但这是我们想当然的拔高。我们关注细节，发现这种对藏羚羊的保护不是出于环境保护的意识，或最多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自然的非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意识，简单的例证就是电影中几处的熏烧后的滚滚浓烟（想想吕忠梅教授在《超越与保守》中的引用的隐喻）。你也不能把这种高尚归于一种现代文明方式的沁入——日泰是专业军人，的确这是个符号，但是大部分人不是啊，你还不能归于乡土的“集体记忆”，想想为偷猎者剥藏羚羊皮的胡汉林，他说的话代表了当地普通人对藏羚羊的捕杀或保护的态度——现实的基于生存的态度。如此说来，该归于什么？那么可不可以归之于藏羚羊对于藏民族的特殊意义与符号特征？想想片中两次出现的肃杀的藏族天葬仪式，或许有些许的暗示？

再看，日泰的女儿的作用，为什么电影设计出日泰的女儿（美貌可人、娇羞无限）？首先一点可能是，这是“根据真实的记录”，事实如此，其次，用一位兄弟的说法“无美女不称电影”，美女养眼啊，再次，“护卫队员这么忙，谁照顾饮食起居啊”。还有，中国人骨子里的才子佳人情节“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等粗俗男人看到日泰“公主”对记者（本片的采访者与记录者）的甜美的笑就想当然地认为“她会爱上他”，是吗？当我看到护卫队向可可西里出发，简直就是生离死别，护卫队员们与亲人依依惜别，特别是日泰——这山一样伟岸、水一样沉稳的“男人”（不仅是男性意义上的）对女儿的深情拥抱，女儿凄清的脸上凄清的泪水时无声滚落时，我的心突然触恸——日泰的冷酷的外表下柔情的心和什么是他深深的牵挂——他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六根已净了无牵挂的可以抛下一切的人，凡人的高尚才显伟大！他女儿以前的甜恬的笑是基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父亲而产生的自豪和满足，反衬以后的别离的伤悲——我认为，出于人之常情的考虑，这是日泰的高尚的最重要的细节和电影的最出采之处！

再看，片中展示护卫队员不断被偷猎者残酷杀害，一年之后，政府成立派出所，解散武装自发护卫队。那此中的问题是（原谅这里对英雄们的不敬），护卫队的合法行和正当性是什么？他们的罚款的权力是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力？他们与偷猎者的枪战仅仅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吗？还是基于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下的“特事特办”？也许这里永远也摆脱不了“僭主政治”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论证上的二难困境。由于此题太大，也涉及一些别的问题，况且，由于对英雄们的深深的哀悼使我不忍卒说。

又看，在这里涉及到的是人的两种生存方式的矛盾冲突问题——环境基于生存环境和劳动对象的双重属性。在现代文明社会，由于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会有很多替代品，譬如人们的生存生活并不需要直接作用于自然界，人们可以食用粮食、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这两种矛盾会始终存在，但并不如此激烈与对立得令人触目惊心。但可可西里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加上地处的边缘化与科技的落后，决定了这两种矛盾就是直接对立、不能调和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问题。由此而来的是，这两种应该说都具有价值正当性的方式，表现在片中就是对藏羚羊（用于生存资源）的杀害与保护（与藏羚羊的和平共生），由谁来作为取舍的评判者？在当地生存环境与现代技术不可能一下有很多改观的情况下，偷猎者是应该被惩罚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呢？（虽然日泰他们对这些人仅做罚款的处罚），但是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啊（虽然可能不一定正当）！

又看文明的冲突。为什么要保护藏羚羊？是谁提出来的？是现代城市文化中的先进的生态理念认为基于生物的多样性和保护动物的视角提出的，藏羚羊是众多濒临灭绝的物种中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我们必须注意到，哪个概念与范围内的“社会”）、国家乃至国际认为要保护藏羚羊。但是这是藏人的评价吗？如果不是，在对他们生存资源的人为阻断时，作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是否该有何补偿措施？在这里，我想起吕老师在课堂上说起的经济法年会上，来自边远地区代表的气愤的发言。同时，更重要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在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与还处于与现代文明不那么合拍的文明（可可西里）之间，是否有一个绝对的评判标准？虽然保护藏羚羊这种做法无疑是对的是进步的是根本上有利于可可西里的，这是一个历史进程，但是不能宏观意义和长远意义上的正当性来消解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想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发生作用机制的论述）当然，把最重要的问题放在最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或者是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或者是说普适文明对地方性文明的侵犯的最重要的表现或者说是之所以造成激烈冲突的原因在片中是那个（些）神神秘秘的幕后操纵的偷猎者，他们有可能是外地人，有可能是当地人（但，他们在藏羚羊毛卖到国际市场就使得他们成为了现代文明的代言人了）。这是藏羚羊迅速濒临灭绝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这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侵犯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又想起边远地区代表的不平衡定价论），这是福柯的“知识就是权力”的一种畸形作用。

又看，北京来的记者也是我决定不可忽视的。他起到什么作用？表面上是起到护卫队的采访者、影片的记录者的作用，但是还有没有别的作用？大家细细看来就可见端倪。首先，他的出现是护卫队队员被杀，他想见日泰，悲伤中的日泰很冷淡，问他有无介绍信？他笑了笑拿了出来，就被带了上去。他为什么笑？而且是一种“不过如此”的笑？很简单，介绍信赋予了他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北京——记者——介绍信，即使是在边远的可可西里，即使国家权柄如何如苏力所说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还是存在发挥着强势作用，况且大家始终不要忘了日泰是一个专业军人这个“象征意义”。于是他受到礼遇，大家看看他们吃饭时的入座顺序和情况这个细节就可想见，在路上也是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正是如此才又显示出国家权力的作用能力在边远地区毕竟是不如中心地区的。还有，记者的祖籍西藏的身份又使得他具有能够在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之间合理穿行的便利，这也是他得以顺利完成任务的重要原因。

当然，问题是越纠越多的。还有诸如行使权力的方式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在特殊时空的体现、记者作为“他者”的的立场等问题，限于时间，留待有空再论。当然我们的解读也会是因人而异的，基于我们不同的专业背景、知识训练和人生体验。也许在一切又都会遭到陆川的否定，他可能只认为他拍了一部好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从震撼人心的《可可西里》中，我们能看到很多，也会体会到很多。想那旷远的荒野、皑皑的飞雪、漫卷苍天的黄沙、那奔跑跳跃与瞬间倒下的藏羚羊以及一张张憨厚朴实、坚毅沉稳的脸，还有生命不能承受的一切，令人叹息良久……

                                                   2004年11月25日晚